布艺之家讯：中山装，是我国伟大的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亲自设计、倡导的中式礼服。这在中国的服装史上是一大创举，更是一项影响深远的服饰改革。在孙中山先生的倡导下，当时的革命党人以身着“中山装”为荣，也正因为革命领袖和革命干部都穿中山装，新中国成立后，全国人民便以这种服装来表达对新时代的热爱。于是中山装成为新中国一款标志性的服装，甚至曾一度被世界公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服”。
然而，在中国的服装产业蓬勃发展、形形色色的服装一路增光添彩的今天，中山装却早早地退出了常式礼服的历史舞台。偶尔，传媒上有国家领导人身着中山装参加国际重要会议的身影，有某位明星大腕穿着中山装参加国际性颁奖典礼，哪位歌手又身着中山装开演唱会，等等消息，从这些有关中山装报道的凤毛麟角中，我们感受着作为一个中国人对中山装最后的一点执着与不舍，才明白自己的文化血脉的传承中，其实早已有中山装深深的烙印。
中山装做为中国人一度推崇的常式礼服，它同时也承载着一种文化，一种礼仪，一份民族自尊和自豪感。韩国人的韩服、日本人的和服、苏格兰高地男子的褶裥短裙和东南亚一带马来民族的沙笼和峇迪，或多或少都承载着这些元素。现在世界各国大体上都以穿西装为主，但在节日或重大庆典活动时，各民族的人都要穿上自己的民族服装。然而，当瓦杰帕伊穿一身洁白的印度长袍翩翩而来，小泉纯一郎着一袭宽大的和服走向世界时候，我们，作为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号称拥有五千年光辉灿烂文明历史，却没办法拥有一件属于自己民族的服饰。
难怪很多人质疑过中华文明。然而意外的是，当中国人肆无忌惮地破坏自己的传统文明时候，英国的大文豪萧伯纳却说：“你们有五千年的文化，你们现在好像觉得西方什么都好，……总有一天，你们会把西方的东西像破鞋一样扔掉。”近一个世纪过去了，中国人想赶英超美，想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想着共产主义理想事业，却似乎从没有想过要找回自己的民族精魂，这种无根的漂泊状态，表现在我们一方面在寻寻觅觅谋求民族的强大兴盛，另一方面却在藐视自己的传统文明自暴自弃。这种矛盾状态其实来源于民族自信心的不足，它最直接的后果，便注定我们在追求民族进步中却失去了更多。这其中，包括丢掉了自己的“国服”——中山装。
一、民族自信心的缺乏：导致服装民族品牌的缺位
人们都有这样一个共识：中国是世界服装生产、出口的第一大国。然而中国服装由于缺乏品牌竞争力，打入世界市场的中国知名服装品牌少之又少，因此产品附加值却远远低于国际上的同类服装产品。为什么？归根结蒂，中国人是在生产衣服产品本身，而不是生产品牌。
服装一向都是和品牌的附加值、文化和情感的因素联系在一起的，人们对服装品牌的喜好折射出了非常强烈的心理和情感的需求。然而在今日的中国服装界，欧风、美风、日风和韩风等各种各样的风呼啸而来。越来越多的企业、经理人、设计师在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在越来越浮华的创意模仿中，在整体社会文化沉沦的现实中，迷失了自己，“凡是外国的就是时尚的”之观念深入人心。究其深层原因，便是民族自信心缺乏所致。
中国民族服装品牌的缺位跟一种自卑状态有关。这就是从鸦片战争以来，160多年来弥漫在中国人和中国文化中的自卑感，这种自卑感也被称之为集体性民族自信心的缺乏。这种民族自信心的缺乏是建立在一个模式基础上的，那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相对于西方现代文明的落后模式。新中国的成立，东风红嘹亮的颂歌曾一度驱逐中国人心中的阴霾，也正在那个年代里，中国人喜气洋洋地穿起中山装当家作主豪情万丈，然而可惜的是，这种自信心的建立，其实源于一个被神化了的领袖。当有一天神化的面纱被揭开后，中国人的信仰便开始处于一种真空状态。改革开放后，打开的国门让中国人看到了西方的繁华，也看到了30年被禁锢的悲哀。就这样，每一次落后挨打不断循环反复的过程，一遍遍的被强化成这样一种“落后就要挨打，我们要赶上西方的先进文化”的思路。这个思路反映在国人的生活选择上，在潜意识中拒绝中国式的生存，有条件的便千方百计想走出国门，更多的没有出国条件的中国人，也千方百计把自己的变成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住洋房、开洋车，把中山装急急忙忙地送进博物馆，穿着洋服梦想了纽约的繁华。
弥漫在中国人心中的这种自卑心理挥之不去。在强大的西方现代化图景的冲击下，中国的现代化蓝图可能早就不自觉的，实际上失去了中国人对于未来的自信心。这种对未来的自信失去后，我们所做的事情，就是使我们生活越来越接近于西方给我们生活的模式。我们的服饰传统和民族服装的灵魂失落了，我们是世界服装生产、出口的第一大国，然而我们没有自己的民族服装品牌。
二、民族自信心回归：中山装作为民族品牌的复兴呼之欲出
改革开放对于中国人来说，是努力把过去160年漫长的道路，尤其受歧视、落后的过程，在一个非常短的时间重走了一遍。１９８４年首先从上海掀起了“西装热”，进而影响了全国，仅上海一地当年就出现了供不应求的局面。然后是牛仔裤、蝙蝠衫、紧身T恤、吊带背心与吊带长裙，起先是欧美，而后是日韩，所有经济发达国家流行的衣服都被搬到中国的舞台上，中国人找到了越来越多的榜样和参照系。比如会找到欧陆风情，找到北美流行的趋势，日本、韩国的东西。这些实际上是在我们生存环境里面，树立一个又一个不同的参照系。而每建立起一个新的参照系，实际上是对以往参照系的威胁和对民族信仰和自信心的解构。
这种情况直到上世纪末有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在集体无意识上的一个很大的逆转。起先是在文化思潮刮起了“新儒学主义风”，以接续儒家道统、复兴儒学为己任，力图以儒家学说为主体和本位来吸纳、融合西学，寻求中国社会出路的一种文化思潮。而后是政治层面的，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必须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纳入国民教育的全过程，纳入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使全体人民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这是对中国在新世纪所处历史地位的科学界定的基础上提出的历史使命。
这种逆转实际上是建立在中国经济近年来飞速发展、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急速提高的基础上，中国人慢慢积攒起来的对抗文化霸权主义的勇气。“不要数典忘祖，就从衣冠开始！” 中国人的服装自信心开始回归，这种回归表现在很多方面，前期可能有一些较为偏激的民族主义情绪，比如复兴宽袖高冠的汉服，褒者有，贬者也不乏其人，众说纷纭。纷纷攘攘的争议声并没有给当前的服装市场指明一条康庄大道，我们一方面拒绝在经济发达国家后面亦步亦趋，另一方面又否定以马褂、旗袍为代表的伪民族的满式服饰，坚决彻底地“铁帚扫而光”，由此也造成了一个中国人服饰文化的短暂历史空白。这个空白的历史意义不可低估，它为中山装作为民族服装品牌的复兴创造了一种可能：
其一，由于汉族没有了自己的传统服饰（连旗袍马褂也被贴上“伪唐装”的标签），在与其他兄弟民族绚丽多彩的民族服装对比时显得极为尴尬，这是促使汉族寻找自己的民族服装的原动力。
其二，当代中国已经逐步地走向了与其他文明对话的开放之路，在东西方文化交流平台上，世界需要重新“发现东方”，中国人日益增强的民族自信心和国际社会地位的不断提高，迫使我们在寻找着新的国际形象标志的确立。因此它给中国人带来了一次重新确立民族服饰制度的千载难逢的机会。
其三，中国服装产业的高速发展，在技术层面上的东西早已经成熟。特别是在西式礼服（西装）生产的技术和工艺方面，早有了和西方国家挺直腰杆对话的权利。比如：“杉杉、”“利郎”、“报喜鸟”、“九牧王”、“圣得西”……等等国产服饰品牌。这些国产服饰企业巨头的出现，不仅造就了一批雄心勃勃的民族企业家，也为中国的民族服饰文化的崛起打下了坚实的物资基础。
正是在上述条件下，中山装作为一种中国人新的服饰取向就呼之欲出了。
中山装的回归有关民族服装的形式，却已不仅仅是民族服装的形式。中山装表现出来的中国风格的回潮应该是一种市场最敏感的资本推动，是建立在市场需求上的不断挖掘的市场行为。这轮回归主要是对盲目崇洋的一种权威性的颠覆，以坚实的民族自信心为基础。中山装之所以可以被选择民族自信心回归的一种参照物，主要因为其不仅具有丰富的美学内涵，更具有丰厚的历史感：
首先，中山装的诞生，与中华民族自强自立的复兴精神息息相关。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帝国主义的魔爪侵入中国。 “东亚病夫”，“辫子军”、“长袍马褂”都成为帝国主义嘲讽中国人的笑柄。孙中山痛恨帝国主义入侵和清政府的腐败，组织起一批爱国志士成立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兴中会。经过流血牺牲，终于在1911年取得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推翻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此后，他颁布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改革的政策、法令。其中包括“剪辫”、“易服”。他提出要“涤旧染之污，作新国之民”。经过广泛征求意见与讨论，孙中山认为“礼服在所必更，常服听民自便”，他决定自己设计服装。由他精心设计，由裁缝师黄隆生制作，创制出世界第一套“中山装”。
其二，在社会功能上，中山装体现了实用与艺术的统一。中山装以当时在南洋华侨中流行的“企领文装”上衣为基样，在企领上加一条反领，以代替西装衬衣的硬领。这样一来，一件上衣便兼有西装上衣、衬衣和硬领的作用；又将“企领文装”上衣的三个暗袋改为四个明袋，下面的两个明袋还裁制成可以随着放进物品多少而涨缩的“琴袋”式样。孙中山先生说，他这样改革衣袋，为的是要让衣袋放得进书本、笔记本等学习和工作的必需品，衣袋上再加上软盖，袋内的物品就不易丢失。孙中山先生设计的裤子是：前面开缝，用暗纽；左右各一大暗袋，前面一小暗袋 (表袋)；右后臀部挖一暗袋，用软盖。这样的裤子穿着方便，也很适用携带随身必需品。
其三，从形式和艺术内涵看，中山装把对传统中华文明的继承和新时代精神巧妙地融为一体。从形式上来看，中山装紧收颈部的衣领是一种压力与危机的象征；前襟的4只口袋标志着“礼、义、廉、耻”四大美德，并认为此为国之四门。门襟的5粒纽扣则代表国家行使的五权：“行政、司法、立法、考试、监察”；衣袋上的4粒纽扣则含有人民拥有的四权：“选举、创制、罢免、复决”；袖口上的3粒纽扣则寓示三民主义之中的“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的原则。所以说，中山装给人以一种信心和力量，她蕴含着设计者强烈的主观意愿和设计理想，并与中国历史的背景和使命相融汇。
服饰复兴是提高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手段之一，然而我们更应看重由服饰所承载的精神内涵。孙中山先生一生致力于“民主、民权、民生”，为推翻满清政府呕心沥血，奔走号呼。中山装，所代表的意义正是一种匡复中华、自强不息的爱国精神，代表着中国一代人民的觉醒。做为品牌创意人，我们不得不承认，就在那伟大的历史时刻，孙中山先生为中华服饰的文化内涵做了一个里程碑似的经典创意。
三、复兴中山装，关键在于文化品格和服装品质的独立
把中山装作为民族服装品牌复兴还是有一些问题需要注意。对开发商来说，应该敏锐的把握到整个中国民族集体情绪，或者说集体无意识的变化，采取相应的营销策略走出民族服装品牌的困境；而对于服装设计师来说，如何用中国的语言书写服装，而且书写的是当代中国人自己的服装，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实际上，目前的中国服装市场上也迫切需要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复兴中山装到底是应该用什么样的姿态出现呢？
其一，经过一百多年的历程，中国人得到了最深刻的教训，那就是：现代化是不能抵抗的。如果企图以简单的传统来抵抗现代化的话，注定是一种不长久的尝试，或者是一种以卵击石的策略。当然，对于大规模复制，没有差异的舶来国际化服装样式，首先要持有一个清醒意识自觉批判。作为中国人自己的、有很深的文化渊源的服装才是强有力的。
其二，对于传统的中山装样式，必须保持理性清醒。世界毕竟是永远向前发展的。老式的中山装自然不能一成不变，如何在款式、面料、风格上进行突破更新，是一件非常有意义和市场前景的工作。
其三，中山装作为一种民族服装品牌的复兴，不应该简单地追求风格的回归，或者是形式上的模拟，它应该超越了一个神似或者形似的范畴。具有独立的文化品格和服装品质，才能保证它既是中国的，又是现代的，实际上也是民族自信心的回归，代表中华民族的复兴。“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汉家天马出蒲梢，苜蓿榴花遍近郊”，“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十五州”，失落的文明应该找到重新传承的文化血脉。当我们解开历史迷雾所制造的民族自悲情结，以整个中华民族文化源流交融的大视角来看待曾在中国人身上深深打下烙印的中山装时，就会发现中山装离我们的生活虽然有点遥远，但其文化的密码却在现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中得以保存下来，比如人权思想、革命精神或民族复兴精神、它其实是唤醒集体文化记忆的最切实而有效的方式。可以预见的是，新世纪中山装的复兴，是一种新的创造，是要破除所有参照系的约束，并将以此为基础，带领中国服装市场成功地走上打造民族品牌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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